最高检发布5件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中新网2月2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最高检发布5件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本批案例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通过精准研判和整体治理，实现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的转变，以大数据赋能驱动未检工作提质增效。
该批典型案例共5件，分别是：河北省沧县检察院督促履行校车安全监管职责大数据监督案、浙江省湖州市检察院督促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大数据监督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督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大数据监督案、北京市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违规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监督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大数据监督案。
以上典型案例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分别在于找出不同部门所掌握校车数据之间的“差异项”，找准监管盲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强化校车安全管理；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执行的要求在诊疗系统中发现需要强制报告的案件，进一步优化强制报告制度落地的路径，推进社会综合治理；通过数据分析找出符合保障救助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通过比对位置信息，对校园周边是否存在违规设置的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开展全覆盖、动态化监督；及时确定声音是否超标、噪声污染行为是否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治理，切实保护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表示，2023年检察机关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大数据战略思维，以大数据之力推进未检一体化履职和融合履职、更加主动融入其他“五大保护”，强化诉源治理，实现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典型案例
案例一 河北省沧县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行校车安全监管职责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车安全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校车事故暴露出的校车安全管理问题，加强诉源治理，通过大数据检索、数字建模比对，全面梳理县域内运营校车安全管理隐患，找准监管盲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强化校车安全管理，规范校车运营，保障未成年人出行安全。
【线索发现】
2021年11月，某幼儿园校车驾驶人无证驾驶校车，且严重超载行驶导致车辆侧翻，造成20名幼儿及1名教师受伤的严重后果，涉事司机因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该起事故暴露出的校车安全问题引起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关注，在全市部署开展校车安全监督专项行动，切实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沧县人民检察院落实专项行动部署，对本地校车安全运营情况展开调查。经过初步调查，检察机关发现行政审批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交警部门分别在校车运营的审批许可、监督管理方面负有相应职责，各自掌握了大量校车运营的相关数据信息，但由于各部门掌握的信息不同步，容易造成监管盲区。由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登记的学校在用校车达140余辆，逐一踏访调查耗时耗力且难以保障调查效果，有必要通过对各部门相关校车信息开展大数据分析，更好明确校车安全问题所在，促推监管治理。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教育行政、公安交警、行政审批等部门获取校车、司机、学生上下学乘车、运营许可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从事校车运营却无校车标识牌、未按期年检的校车，无校车驾驶资格、与登记备案信息不符、未按期审验、有违法犯罪记录以及已满60周岁的校车司机。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河北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对校车许可使用、校车驾驶人条件和校车安全管理均有明确规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导致教育行政部门登记的实际使用校车情况与行政审批、公安交警部门掌握的合规校车信息存在差异，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找出不同部门所掌握校车数据之间的“差异项”，这些“差异项”是校车安全问题隐患所在，也是监管盲区的集中体现。
【案件办理】
经大数据比对筛查，检察机关累计筛查出37辆正使用但无标识牌校车，这些无标识牌校车中有25名驾驶人不具有校车驾驶资格；在有标识牌校车中，5辆校车实际驾驶人与登记不符、5辆校车司机将满60周岁，需要及时更换；另筛查出私自营运校车业务的大巴、面包车28辆。为确保数据比对的精准性，检察机关随机对两所幼儿园的4辆校车运营情况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结果与大数据对比筛查发现的问题相符。2022年4月，沧县人民检察院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疏堵结合开展校车规范治理工作，加强日常监管，保障校车运营安全。教育行政部门联合公安部门根据检察建议内容展开联合专项治理，无校车驾驶资格司机被全部替换，驾驶人发生变动的均依法变更许可登记，4辆不合格校车被停运，20余辆私自营运校车业务的非制式车辆被查扣，两名严重超载接送学生上下学的驾驶人被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同时，检察机关协调各方开通校车审批许可绿色通道，为30余辆符合标准的无牌校车办理了合法手续，保障学生用车需求。
案例二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强制报告 异常诊疗记录
【要旨】
检察机关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系统汇总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涉未成年人性侵报案及立案记录等数据，发现涉未成年人性侵害立案监督线索，通过刑事立案监督、民事监护干预形式，加大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针对突出共性问题，启动数字化场景应用建设，优化强制报告路径，推进社会综合治理。
【线索发现】
王某在给女儿董某某(9周岁)洗澡时发现其下身红肿，遂将其带至浙江省湖州市某医院就诊，期间，董某某称被人欺负。医院医生询问是否已报警，王某称会自己报警。后王某丈夫董某因考虑与加害人有亲属关系，未及时报警，导致发案滞后，部分证据灭失。
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该问题并非个例，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因报告主体等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错失破案良机的案件时有发生，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报案率、发现率低等突出问题客观存在。2021年12月，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近两年本地区存在大量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有必要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监督，切实抓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卫健部门、公安机关及医疗机构获取未成年人异常诊疗、未成年人入住旅馆、侵害未成年人治安处罚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导致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监护人未及时报警、长期放任被害人在外留宿等监护干预案件线索。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执行的要求在诊疗系统中应当强制报告的案件。通过提炼未成年人异常诊疗数据中高概率成案的信息标签，明确检察监督重点，系统挖掘制度执行存在的漏洞，为依法推进一体监督，探索强制报告自动预警系统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案件办理】
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汇总比对，发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涉未成年人异常诊疗记录，将其中涉嫌性侵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针对监护人未及时报警、长期放任被害人在外留宿等监护不当行为，制发督促监护令，监督落实监护职责。通过数据分析，联合市卫健委对强制报告执行问题突出单位进行督促整改，健全完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医疗领域强制报告信息的常态化报告机制；启动强制报告“一键智达”应用场景建设，联合市公安、市卫健委等部门开发诊疗系统自动预警报告系统、打通部门壁垒形成闭环治理，促使制度从依靠个体自觉向程序必经的方式转变，实现集发现报告、应急处置、研判转介、帮扶干预、督察追责于一体的系统整体化落实。运行以来，自动报告线索80余条，同比上升5倍，已立案侦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7起，联合帮扶救助8人次。
案例三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监护缺失 数字化应用场景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准发现难等突出问题，研发数字化应用场景，协同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及时发现未纳入保障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以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方式开展监护缺失监督，促推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困境儿童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
【线索发现】
2022年5月，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一对夫妻均处于服刑和逮捕在押阶段，他们年仅10岁的女儿小月(化名)应当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但检察官上门走访发现，小月无其他近亲属，仅有小姨不定时送来生活物资。婺城区人民检察院立即协助开展资格确认和关爱帮扶工作，相关部门指定小月的小姨为临时监护人，并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将小月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切实保障小月的基本生活。经深入调查了解，检察机关发现在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中，受限于执法司法信息不共享的原因，除人工排查和自主申请外，相关部门难以及时掌握孩子父母因涉案被羁押或其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卫健部门、人民法院、残联等部门，对常住人口中未成年人和困境儿童、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重残人员、失踪人员、死亡人员等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筛选出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标准但尚未纳入救助的未成年人。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通过获取未成年人信息匹配关联到潜在“应保未保”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通过大数据分析，加强部门协作，实现信息实时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是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未成年人监护监督的重点内容。
【案件办理】
婺城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研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智慧发现救助”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系统智能运算，首批筛查出28条待核线索，经人工核实，确定5人因父母涉案被捕等原因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认定条件。检察机关以制发检察建议方式促推相关部门逐一按程序纳入保障，从监护状况、户籍管理、受教育情况等民事权益保障为切入开展跟进监督。其中，以民事支持起诉的形式帮助身患疾病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杨某甲申请法院判决指定监护人，联动多部门为其提供就医、就学等方面的关爱帮扶。
案例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违规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针对校园周边违法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问题，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消除安全隐患。通过建立大数据模型，对校园周边是否存在违规设置的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开展全覆盖、动态化监督，用科技的力量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赋能，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线索发现】
为落实校园周边不得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能动履职，借助公益诉讼智能线索发现分析研判平台，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按模型要求进行检索，获取校园周边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场所信息，并发现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线索。检察机关发挥一体化办案优势，统一部署，三级院联动，根据线索开展现场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依法开展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工作。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从工商注册信息和地图信息中收集全市各中小学校和全市范围内KTV、网吧、棋牌室、游戏厅、酒吧、迪厅、夜总会、彩票站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位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比对、分析，筛选出校园周边违规设置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线索信息。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比对位置信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北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等法规针对不同场所，对“周边”作出200米、100米等明确限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导致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校园周边仍有此类场所存在，这些场所正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隐患所在，也是检察监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的关键。
【案件办理】
通过公益诉讼智能线索发现分析研判平台，检察机关获取相关线索信息900余条，通过筛选发现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线索104条，分别交予对应的分院、区院办理，目前已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4件，整改结案8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开展学校周边酒类销售主体专项整治工作，对校园周边酒类销售主体进行排查，形成动态台账，根据销售主体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管理、随机检查。对违法向未成年人售酒的食品销售者，均依法进行查处。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核实烟酒销售点线索24条，经与区市场监管局和烟草专卖局沟通，对线索涉及的商户及时进行整改。密云区文旅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对涉案接纳未成年人网吧作出行政处罚，组织网吧负责人进行法律法规培训，提高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意识。
案例五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大数据监督案例
【关键词】
未成年人检察 大数据监督 校园周边噪声污染治理 行政公益诉讼
【要旨】
检察机关针对校园周边噪声污染瞬时性强、取证难、治理难等问题，通过大数据建模比对，搜集、整理、分析违法信息数据，精准确定噪声源头。对校园周边噪声污染相关行政机关未依法充分履职的，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督促有效治理，维护良好校园环境。
【线索发现】
2022年3月，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行法治副校长工作职责过程中，接到某中学师生反映，该校周边凌晨时段快速公交专用车道经常有摩托车“飙车”“炸街”，周边建筑工地在午休时段也时常有打桩机轰鸣作业，严重影响师生的学习和休息，不少学生出现了失眠和焦虑问题。检察机关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其他学校周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通运输、建筑工地、社会生活等噪声污染。同时，检察机关发现，由于校园周边噪声污染变化大、种类多、取证难，交管、住建、环保等部门分别负有不同职能，各自掌握部分信息，对噪声污染的监管存在局限性，容易导致监管盲区，噪声污染问题难以根治。
【数据赋能】
检察机关通过环保、交管、住建等部门获取噪声举报、噪声值数据、道路监控抓拍、建筑工地施工备案、噪声污染行政处罚等数据信息，经对这些数据信息的综合分析，筛选出校园周边存在的噪声污染行为和噪声污染源，噪声污染违法行为未被行政机关处罚和治理的案件线索。数据分析的关键点在于及时确定声音是否超标、噪声污染行为是否得到行政机关的有效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贵州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等规定，学校等建筑物属噪声敏感建筑物，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昼间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机动车消声器和喇叭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由于相关规定未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同时校园周边环境噪声污染源分散多发，噪声污染问题的精确“捕捉”和督促治理，是发挥检察职能维护未成年人良好校园成长环境的重点内容。
【案件办理】
经大数据比对和筛选，检察机关累计识别出参与道路“飙车”“炸街”人员59人(其中未成年人15人)，确定建筑工地噪声污染18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50处。2022年4月，检察机关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治理问题依法以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就交通运输噪声问题依法向交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检察机关联动交管、住建、公安、市场监管、环保、城市综合执法、教育等职能部门制定了《还“静”于校 校园周边噪声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开展了校园周边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各职能部门整治辖区校园周边噪声污染26处，整治“飙车”“炸街”团伙7批共计59人，扣押摩托车11辆，勒令整改摩托车40辆，协调妇联、团委等对“飙车”“炸街”的15名未成年人及家庭进行法治教育和家庭教育。加强与学校的联动互动，开展交通安全普法教育25场，联动解决了久治未绝的摩托车“飙车”“炸街”问题，辖区校园周边声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切实保护了校园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网络平台可建谣言联合惩戒机制******
调查动机
“德尔塔奥密克戎共循环”“一景区6名阳康游客心衰死亡”“北京自来水阳了”“由于疫情原因快递业1月8日停业”……一段时间以来，涉疫网络谣言四起，歪曲国家防疫政策，消解群众抗疫信心，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近日，中央网信办通报涉疫谣言典型案例，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从严查处发布谣言的账号主体，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提供有关线索，合力铲除网络谣言生存土壤。
涉疫谣言为什么屡禁不绝，一些谣言为何辟谣后又卷土重来，如何开展有效整治净化网络空间？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文丽娟
“阳康，不等于健康了，昨天老君顶滑雪的死好几个，都是阳康的，一剧烈运动突然心衰了。”近日，网传“秦皇岛老君顶景区的‘阳康’游客心衰死亡6人”的信息引发关注。后经调查，该消息为虚假信息。目前，造谣女子马某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从“今晚全城大消杀”到“自来水加大氯气注入”，从“核酸采样有毒”到“口罩原料会导致肺结节”，从“一阳性男子被吊车转移”到“某地用集装箱运转阳性患者”，从“自来水阳了会传播病毒”到“可以挑个温和毒株感染产生抗体”……
《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每过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各种涉疫谣言都会“更新换代”，他们有的是故意歪解、虚构防疫政策，有的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进行伪科普。因为和疫情相关，这些谣言很容易迅速吸引眼球，获得大量关注和转发，导致不少人因此产生疑惑、焦虑、恐慌等情绪，甚至干扰了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整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空间，必须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完善信息审查和研判机制，源头控制涉疫谣言发布；要依法严惩造谣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刑事打击。
网络涉疫谣言不断
造谣者靠引流赚钱
今年元旦，一早打开社交软件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市民尹康发现，自家社交群和朋友圈中又出现了好几个已经连续被辟谣的谣言。
假期结束上班时，还有同事拿着一瓶二锅头“神秘兮兮”地对尹康说，高度酒可以预防新冠感染，你要不要来点。更让尹康烦心的是，原本肝肺不好已戒烟戒酒的爷爷看到这些消息后，立马向家人闹着要抽烟喝酒……
尹康说，像这样的谣言虽然多，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由于传播速度太快、范围太广，还是有部分人，特别是不少老年人愿意相信。此外现在还有很多谣言都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语气言之凿凿，一般人很难分辨。
前不久，微信安全中心公布了2022年朋友圈流传最广的十大谣言，其中多条与疫情有关，比如“采样棉签”上有试剂有毒、疫情期间每天可领取补贴、千金藤泡水喝可预防新冠病毒等。对江苏省南通市的潘莹来说，这些谣言她再熟悉不过。
“这十大谣言，我家里长辈都往群里转发过，这几年我一直走在辟谣的路上，费尽口舌告诉家人这些都是假的，但谣言一直都有，尤其是有关疫情的，这个被辟谣了那个又来了，一些被辟谣的谣言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而且每个谣言不管多离谱家里人总有相信的。”潘莹说。
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XBB的消息甚嚣尘上。最新消息显示，上海已经监测到新毒株XBB.1.5传入。目前，网络上关于XBB.1.5的传言很多，尤其是互联网平台流传一张截屏称，目前在我国流行的毒株都是XBB.1.5的弟弟，XBB.1.5主攻心脑血管，并会引发拉肚子，建议公众准备蒙脱石散、诺氟沙星、补液盐、益生菌等。上海辟谣平台表示，该截屏夸大了XBB.1.5的致病性，而且不排除别有用心者借此推销产品。已有多名医生提醒，不要随意服用截屏里所称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药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有关防治新冠感染的各类信息，总是会占据社交App、网站等网络平台醒目的位置，其中也包括不少新老谣言，而且涉疫谣言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分布特征，反映公众情绪和需求的变化，可能让大家对新冠感染产生错误认识，在预防、治疗新冠过程中采用错误手段，进而影响到正常的疫情防控工作。
法治网舆情中心曾对高热涉疫网络谣言进行舆情分析，发现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培养皿”，多数涉疫谣言来源于社交平台，主要通过聊天群、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等方式扩散，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这是因为“强关系”社交圈具有私密性、封闭性、集聚性等特质，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使得信息生产、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同时谣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大大增加，进而实现跨群、跨平台传播。此外，各类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新的“策源地”，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常常误导公众信以为真。
一些发布者为何热衷编造谣言？公安部网安局曾对此揭秘，造谣者发布的内容下方或留言评论区，都会有广告插入。流量广告主曝光和点击量越多，收益就会越多。“可以说，你的每一次点击，造谣者都能赚钱。”
尹康说，他的不少朋友和家人，都觉得随手转发这些信息可以提醒更多人，是一种正能量行为，即使是假的也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损失，结果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让谣言范围扩大的传播者。
假借官方名头发出
平台负有治理责任
近日，一条声称来自“常州红十字会会长”的通知传播很广。该通知称，将红糖、生姜、大葱白、大蒜等熬水喝，感染病毒的概率几乎为零，山东省菏泽市的李磊也收到了家中老母亲发来的“抗疫良方”。但李磊上网核查发现，该截图早在2020年2月就已在网络传播，当时常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对外辟谣表示，该机构以及会长都没有发布过以上信息。
“大多数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是谣言，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官方已经辟谣过，被证实就是谣言，很疑惑为什么很多谣言却屡禁不止，而且明明已经辟谣过的谣言还是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李磊说。
潘莹说，她看到很多谣言，都是假借官方机构的名头发出的。“我之前经常收到通知核酸检测、健康码变红等短信，上面写着由疾控中心发送还留有电话，他们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很多人因此被骗，导致我现在只要看到涉疫短信都会怀疑其真实性。”
“谣言实在太多了，辟谣后可能会记住一段时间，但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可能一两个月就会忘记，类似谣言再来时又难以分辨。”潘莹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看来，涉疫谣言屡禁不止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涉疫信息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这背后与个体对如何避免被感染、感染后如何处理等方面的关注有关；二是与部分地区涉疫信息的发布不充分、不及时和不全面有关，因为真实信息不能满足或解决公众关注，自然就会被一些虚假信息所吸引；三是涉疫谣言信息形式上具有证实、例证或难辨真伪的特征，使得相关信息很容易被误信及进一步误传。
散布涉疫谣言，造谣者可能承担何种责任？
北京京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泓强告诉记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面临拘留、罚款处罚。如果因散布谣言而侵犯了公民个人名誉权的，依据相关规定，侵权者将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此外，制造、传播疫情谣言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
去年11月底，中央网信办就曾通报，针对近期疫情防控、突发案事件、社会民生等领域谣言问题，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监测查证，重点网站平台共处置传播网络谣言账号5400余个，第一时间溯源并关闭首发账号。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网络平台对于涉疫信息的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俊慧认为，网络平台要对信息进行分类，明确哪些属于单纯的个体经验分享，哪些属于可能产生误导的信息发布。对于用户在平台上发布的各类信息，应及时建立审核和研判机制，加强信息内容相似比例高的经验分享类审核，避免造成虚假涉疫信息传播，引发公众恐慌。对于救助类信息发布，既要保障救助类信息可以正常发布，也要避免不法分子简单抄袭套用他人求助信息进行发布，影响公众判断。
抖音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近期，平台在例行巡查中发现，有极少数用户发布毫无医学根据的内容，例如“新冠退烧偏方——黄豆煮水喝”“艾叶和艾条熏烟可以消灭新冠病毒”“发烧时千万不能吃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等。上述内容先后被权威媒体和医学专家辟谣。对此，平台给予了持续打击与处理。2022年11月至今，平台共处理与疫情相关不实视频33.26万条，打标20余万条存疑内容。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依法打击涉疫谣言
近日，上海辟谣平台梳理了近期热传的谣言，按照“预防篇”“症状篇”“治疗篇”“生活篇”4大主题分类，并同时附上医学专家、权威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希望能为公众呈现一份实用的“防治宝典”。
记者发现，用户通过搜索“疫情”或者抖音主页切换到“抗疫”专栏，就能进入抖音的防疫辟谣专区，查看相关知识；在百度以“新冠”“疫情”等关键词进行搜索时，还会出现辟谣专区和全国防疫热搜榜，给用户更科学的指引。
打击治理涉疫谣言，相关部门一直在行动。
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涉疫信息，蓄意制造传播涉疫谣言，严重影响了正常公共秩序，湖北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严肃追究发布者、转发者、群主、管理员等人员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2年10月8日，湖北省监利市市民黄某在多个社交群散布涉疫谣言，该市市民胡某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到个人短视频账号再次扩散。两人的行为引发当地居民恐慌，造成恶劣影响。监利市红城派出所组织警力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传播者黄某和胡某，对其开展普法教育，二人对该谣言进行了澄清。最终，违法行为人黄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胡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去年11月，中共榆林市委网信办、陕西榆林市公安局发布《关于依法打击整治涉疫情网络谣言的通告》，严禁编发不实信息，坚决抵制网络谣言，各网站平台、自媒体人、互联网群组管理员要从严审核涉疫信息来源及内容，对通过网络发布、传播虚假信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网信、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予以打击，对相关网站、平台和互联网账号进行依法处置，并依法追究发布者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近日，江西省九江市官方发布通告，涉疫相关信息以全市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对未经官方证实的涉疫信息做到不发布、不传播、不评论、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已发布的应立即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社会影响。无法删除的要及时辟谣，主动向公众说明情况。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看来，目前，我国已经构筑了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为主的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的法律体系，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为主的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并持续开展了“清朗·打击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等专项行动，督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处置相关违法违规信息和账号，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如何才能够让涉疫谣言不再“露头”？
李俊慧说，对涉疫虚假或谣言信息的精准打击和治理，需要具备真实、科学信息发布主体或监管部门与平台加强联动，具有信息甄别能力和条件的主体参与到各类平台信息发布的审核中，从源头控制谣言信息发布。此外，要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提炼用户关注焦点，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予以回应，解除或降低公众担忧。对于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胡钢建议，完善传染病疫情预警制度和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由中国疾控中心定期公布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县级以上疾控机构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法定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疫情信息；传染病出现跨省暴发、流行时，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公布。同时，提升网站平台涉疫网络谣言精准治理能力，互联网行业协会可构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于屡次恶意发布谣言者，可进行信息限时发布或者禁止发布的惩戒。
